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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妙好词简介
《绝妙好词》大体上反映了南宋词坛婉约格律词的艺术成就，也集中体现了选编者周密的词学观点、审美趣味及艺术追求。
周密（公元1232～1298年），字公瑾，号草窗、萍洲，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原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末长客临安（今浙江杭州）。理宗淳中做过义乌（今属浙江）令。宋亡后隐居不仕。他工诗词，擅书画。早年曾从音乐家杨缵学词，后与张枢（词人张炎之父）等结为西湖词社，定期集会，传觞赋咏。多与名士及词坛耆宿交游。他是宋末三大词人之一，与王沂孙（约公元1240～约1290年）、张炎（公元1248～约1322年）齐名。他的词远承周邦彦，近袭姜夔、吴文英，精美清丽，格律谨严。宋亡前多应答之作，以风雅闲情、湖山胜景为主要题材；宋亡后的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上均有明显提高，反复咏叹国破家亡的伤痛与悲惋，词风凄咽苍凉，词旨隐晦，寄托遥远。词集名《萍洲渔笛谱》（一名《草窗词》），存词一百五十余首。他的著作很丰富，以辑录旧闻为主，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等。
宋人编词选，留传至今的除《绝妙好词》外，还有四部。第一部是南宋曾（公元？～1155年）编定于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的《乐府雅词》，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部宋人编宋词集。它按作品的内容、性质与卷排列，以“雅正”为选词标准，反“软媚”与俚俗，因而不选北宋柳永、晏殊、晏几道、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词，得词家仅五十人。第二部是南宋黄升编《花庵词选》，成书于淳九年（公元1249年），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收唐五代词二十六家，北宋词一百零八家；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收南宋词人八十九家；集后附编者自作词三十八首。该书按词人生卒先后选录，推尊有革新色彩和思想性较强的苏辛词派，录辛弃疾、刘克庄词各四十二首，居诸家之首，苏轼词三十一首；但对其它风格的词也兼收并蓄，如收姜夔词三十四首，因而比较客观地体现了宋词发展中各家的面目。第三部是南宋赵闻礼编《阳春白雪》，共收词六百七十一首，得词家二百三十多人，分正集八卷，外集一卷，所选词不以时代先后为序，每卷中先慢词，后令词，各卷词调又每见重出，似乎是随选随抄、随意分卷的。卷一至卷三多北宋词，卷四以下绝大多数为南宋词。正集八卷所选，都是以婉约、雅正为主的作品，外集则多收张元干、辛弃疾、刘过等人的豪放悲壮之作。第四部为南宋何士信编《草堂诗余》，共四卷，选唐、五代、宋词三百六十七首，尤以北宋周邦彦、柳永、苏轼、秦观四家词为多。它按四季景色及节俗、人事分类，完全是为了方便歌妓按季节、按具体场合选调演唱。
《绝妙好词》成书于元初，基本按作者的时代先后分卷排列。与以上四部词选相比，它以精选风格相近的作家作品而著称。所收各家词家，除周密本人录二十二首为第一外，以下分别为吴文英十六首，姜夔、李莱老各十三首，李彭老、施岳各十二首（今传本施岳佚六首），王沂孙、史达祖、卢祖皋各十首。他们都是南宋词坛上以婉约词著称的词人。对那些当时不名于世的词人词作，只要词风醇雅，也选取一、二首。有些词作正是赖此选本才留传下来的。
《绝妙好词》的共同特色首先是词风雅正。崇雅是南宋词坛的风气所向。吴文英论词有云“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令之体”，张炎也力主“词俗雅而正”。周密本人学问渊雅，修养博雅，素有雅志，作词主张“靡丽不失为国风之正，闲雅不失为骚雅之赋”，工雅自然成为他选词的基本标准。对于辛派词人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他认为词风非雅，不予收录；书中所收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刘过等人的词作，皆属雅正之作。那些俚俗轻慢之词，媚事权贵的谄词呓语，也一概不录。所以，清人戈载称“《绝妙好词》采掇精华，并非雅音正轨”；朱彝尊也称“《绝妙好词》选本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余集序《绝妙好词》也称其“人不求备，词不求多，而蕴藉雅饬，远胜《草堂》、《花庵》诸刻”。
《绝妙好词》所选作品皆讲究声韵格律和锻字炼字，重视词的艺术。这也是姜夔之后南宋婉约词作者的艺术追求。杨缵、张枢、周密等共结西湖吟社，在酬唱过程中切磋声律和字韵。杨缵有“作词五要”，前四条都是对声律的要求：择腔、择律、填词按谱、随律押韵。张炎在《词源》中谈及其父张枢填词协声律的情况时说：“先人晓畅音律……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张炎也强调作词用字要“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西湖吟社词友的格律词在《绝妙好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大都能自制谱，自度曲，能精研细察声韵音律间的微妙变化，词作抑扬跌宕，富有音乐和节奏之美。难怪清人钱遵王推崇《绝妙好词》“清言秀句，层见叠出，诚词家之南董也”。
《绝妙好词》还重视词的内在意趣和韵味。这也是承袭着姜夔、吴文英所开创的词风。姜、吴矫正了传统婉约词的软媚，词作意趣高远，尤擅托物比兴，在咏物词中融入黍离之悲与家国兴叹，别具神味。张炎论词，主张“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周密也认为词和书画一样，应具备内在的意韵。
《绝妙好词》的独特风格体现了周密及以西湖吟社为代表的宋末临安词人的词学观点。张炎以其《词源》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他们的作词原则和方法，《绝妙好词》则从材料上全面提供了这一流派的典范作品和艺术趣尚。张炎对《绝妙好词》称誉颇高，认为“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如《绝妙好词》，亦自可观”；虽然“《绝妙词选》亦自可观，但所取不精一。岂若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之为精粹”？清人对它也情有独钟，谭献《复堂词话》称之“南宋乐府，清词妙句，略尽于此”；高士奇誉之“披沙拣金……亦云精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去取谨严，犹在曾《乐府雅词》、黄升《花庵词选》之上”；瓣香姜夔、张炎等人的清代浙派词人厉鄂则更把《绝妙好词》视为“词家之准的”。
对《绝妙好词》及南宋婉约、格律词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既不能评价过高，也不能消极否定。如果说明清词评家对之称誉过高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又出现了一味贬低婉约、格律词，抬高豪放词的偏颇观点，如词学界一度以苏、辛爱国豪放词为两宋词的主流，认为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面，推敲声韵，不过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清客词人，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是词坛上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这种观点伴随新文学运动反传统的思潮而产生，当然具有其合理与进步的内核，但它以过分偏颇的两极意识片面强调思想性，忽视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对南宋格律词的艺术成就认识是不够的。
我们认为，南宋婉约词沿着典雅的道路发展，艺术表现是日趋精致的。经过姜、吴词人的努力，词的声律格式日趋精严，字声与音律的搭配也更加完善，这对于保证词体的特有魅力，维护词的艺术美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应简单否定。事实上，当时的词坛上，确有一些人只知按词的格式填词，只敢跟在周邦彦身后亦步亦趋，甚至闹了语意费解、误读字音的笑话，破坏了词的声律美。而一些豪放词由于过分强调抒发胸臆，往往忽视词体本身的艺术特性，不免流于粗糙、放率，甚至给人“叫嚣”、“逞才使气”之感。姜、吴一派的艺术追求也是对词坛上这两股“歪风”的匡救。
当然，由于南宋婉约、格律词的创作题材仍过于狭窄，《绝妙好词》除部分作品尚能以“荆棘之悲”而“志黍离之感”，抒发“凄调”、“哀思”外，大量的作品是“妍手咏西湖之丽景，尽是家薄醉尊前，按红牙之小拍，清歌扇底，度白雪之新声”，及“登山临水”、“惜别怀人”之作（柯昱序）。不少词篇仍只在“莺莺燕燕”的圈子里打转，音律、章法、题材因循守旧，落入俗套。但许多作品对亲情、友情、恋情、别情等方面的情感经验、审美经验、艺术经验，也不无借鉴价值。而词人以深婉缠绵的艺术形式表现对祖国和山川的热爱，维护文人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抒发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慨，尽管这类作品在词集中不占多数，表现力也较弱，仍然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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