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会盟庆贺，岂不反常！季桓子见孔子发愣，认为他不愿代劳，便说道：“孔大夫代行相事乃我久已想定，只是无时机提出。夹谷会盟之后，斯将永不任冢宰，孔大夫应为国尽力，不负国君之重托。” 
　　孔子知道，季桓子推脱相礼之职，不仅是为了图清闲，更是怕担风险。齐鲁两国是异姓诸侯，鲁国接受齐国的庆贺，双方尽合周礼，这叫做亲异性之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真正意图恐决非如此简单。“礼”乃先祖所制，但人世沧桑几经变迁，人心变化更是莫测，以“礼”为名，行非礼之实，在当今天下已屡见不鲜。孔子在齐三年，对齐国君臣颇有所知，晏婴素讲信义，只是已经作古。其余大臣之中，多有奸诈之徒。特别是眼下当政的黎鉏，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原为高昭子家臣，却整日与晏婴形影不离。高昭子与晏婴不共戴天，他却能博得双方的共同器重与信赖，连晏婴这样一位睿智英明，一世罕见的政治家也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他爬上了太宰的宝座，主宰着强齐的命运。孔子在齐，与黎鉏接触较颇，但却一直摸不透他。对他的感情也无所谓爱与恨，只觉得他很神秘。他曾奉晏婴之命保护过孔子师徒，可谓救命恩人，但孔子却并不感戴他，反而觉得他令人生厌。孔子知道齐景公耳根子软，料定这次夹谷之会定为黎鉏所策划，是一个大阴谋。名为祝贺与结好，实则暗藏杀机，欲以刀光剑影胁迫鲁君为其附庸。然而，身为大臣，应以宗庙社稷为念，岂可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见义不为无勇也，宁杀身以成仁也，这正是报效国家，实践自己主张的时机，岂能畏缩却步？想到此，孔子微微一笑说：“丘受相礼之托，不敢推诿！太宰之职，丘不敢为！” 
　　定公听孔子欣然受命，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道：“有孔爱卿相礼，朕心放矣。”他似乎觉得这样说有轻慢季氏之意，便又补充道：“鲁乃礼仪之邦，万不可失礼于齐国君臣。”孔子说：“启奏国君，齐侯于国书上明写着‘乘车之会’。‘乘车之会’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凌。昔者齐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如此，然而臣尝闻：‘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昔楚约宋襄公会盟于孟，亦言乘车之会。然楚伏兵于孟，宋却毫无戒备，被杀得一败涂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望君王命左右司马训精兵五百乘，届时护驾前行，伏兵于夹谷隐蔽之处，以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