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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以德治国
李冬梅 李 贽
摘 要: 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而儒家文化奠基之作《论语》更是通篇闪烁着德治思想的光芒。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 应该说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复兴和弘扬民族文化。《论语》中有关德治思想内容丰富, 其理论假定是人性本善论, 对德治思想应予以辩证评价。
近些年, 以德治国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德治正是中国儒家文化所极力倡导的治国理念。《论语》①中开篇第二即是《为政篇》, 且该篇首句即为“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就是说, 只要统治者“以德治国”, 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 泰然处在自己的位子上, 而老百姓却像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他。也可以说统治者若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和谐。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德治”思想, 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德治”, 即为政以德, 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 统治者通常被认为是道德的先觉者, 他们靠自己对社会的领悟, 靠爱利民众的行为, 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 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 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史称“王道”、“德政”, 它是与“霸道”、“暴政”相对立的。
一、《论语》中关于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德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有37 处之多。古人云: 半部《论语》治天下, 孔子的“德政”思想经过后来儒家学者整理、继承、发展, 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惟我独尊”的极高地位。在21 世纪的今天, 其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许多的可借鉴之处, 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以德治国”,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 重新认识孔子的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如何“以德治国”的问题上,《论语》中丰富的“德治”思想为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1、 官吏必须从有德之人中选取。“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严要求国家的所有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 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遴选和任命的, 都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注意“修身”,即随时随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 在家庭中孝敬父母, 且应推己及人, 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有道德的人, 不仅应当帮助他人和关心社会, 最重要的是忠于国家及其根本利益。其一,立德为本。一个人最根本的是道德修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 。对于为官者来说, 就更是如此。做官先做人, 做人先立德。其二, 惟德是举。只有道德高尚的人, 才可以为官。
2、 统治者对“道德”必须以身作则, 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广大的百姓。古今中外, 一个国家和政治是否清明, 世风是否淳朴, 当政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孔子认为, 当政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派、正直。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 孔子回答得十分精彩:“政者, 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论语·颜会》) 意即“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端正, 您自己带头端正了, 谁还敢不端正呢?许多情况下, 当政者的人格力量或非权力影响力比起权力本身要有魅力得多。“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意即当权者本身品行端正, 即使不下命令, 百姓也会执行; 当权者本身行为不正, 即使下命令, 百姓也不会服从。“苟其正身, 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意即假使让自己的品行端正了, 那么处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假使不能让自己的品行端正, 那又怎能使别人品行端正呢? 十分强调道德表率作用的重要性。人们所固有的善性要通过道德教化来保持和发扬, 而在这方面, 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统治者的自我道德修养, 不仅可实现自我道德完善, 更能够引导百姓向善。孔子说:“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必偃。”(《论语·颜渊》) 意即君子的德行就像风, 百姓的德行就像草, 风吹向哪边, 草就跟着向哪边倒。上行下效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也正是儒家文化听来如此美妙动人, 在现实中却难觅其踪影, 与统治者长期的言行不一不无关系。自汉朝开始独尊儒术, 后世更是推崇备至, 言必“仁义道德”, 而统治阶级实际并未身体力行, 反而使之充满了虚伪性和欺骗性, 结果失信于民, 使百姓与政府处于戒备甚至对立状态, 使政府处于合法性危机中, 公信力荡然无存。
3、 德治思想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 以民为本是以德治国的基础。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 即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民为邦本, 本固则国宁。孔子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升华, 他提倡德治, 反对暴政, 主张惠民利民。统治阶级要使百姓富足, 那就是统治阶级最大的满足。“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 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孔子还特别强调: 君主要体察民情, 同情贫弱百姓, 关心老人孩子。孔子这种为民请命的思想, 体现了一定的民本主义精神。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正所谓:“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意即用政令来管理百姓, 用刑罚来约束他们, 百姓只能暂时的免于犯罪, 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 用道德去教化百姓, 用礼制来制约他们, 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 还能从内心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
4、 在百姓中树立威信, 达到取信于民。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又说:“言忠信, 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 虽州里行乎哉?”(《论语·魏灵公》) ,“信”在孔子思想中的份量由此可见一斑。为政者讲求信义, 在老百姓中有了威信还不够。孔子认为, 要管理好政事, 使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兴旺发达, 最紧要的便是当政者要讲求信义, 推而广之, 让老百姓对国家产生信心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 当子贡问政时, 孔子回答:“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 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 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而不立”(《论语·颜渊》)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回》) 意为如果百姓对当局失去信心, 那么国家就失去生存之本。“信则民任也”(《论语·尧日》) , 诚实讲信用就会得到百姓的信任。儒家看到了人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提出“得道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 至今看来, 仍应为执政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诚信建设政府要率先垂范。“一个以信为本的政府, 将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以及社会与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 而一个不讲信用的政府, 将使整个社会丧失信心, 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信用危机中。”[ 1 ]从中国古代典籍中看,古人治国的招数, 无不包含现代人讲的胡萝卜加大棒。然而, 从政权的取得与巩固的原因上讲, 无论何种学派都认同“得民心者得天下”。
二、德治思想的理论假定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假定, 那就是认为“人皆可为圣人”, 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 但“为仁由己”、“圣人与我同类, 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有了这一伦理假定, 才为德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儒家的德治思想的提出, 是以他们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为理论依据的。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人性的系统思想, 但有一定性善论倾向。孟子则鲜明提出,人生而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人天生而有这四心就如同人天生有四体一样。而德治之所以可以实行, 就在于社会的统治者与百姓一样原本都有一颗天赋的善良之心。孟子认为, 德治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 因而如能以此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平治天下就成为一件非常简单而惬意的事情:“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正是有了这一理论假定, 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 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内圣是外王的基础, 是立足点、出发点和本质所在, 因此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逻辑。儒家的人性本善论相信人民群众与社会的统治者一样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能力, 相信人类可以凭借普遍的道德觉悟, 建立一个符合正义的政治秩序。以人性本善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德治理念, 从根本上说, 是反对拿民众当敌人来防范、当奴隶来驱使的。温家宝总理在当选总理后, 第一句话便是, 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无疑人民的份量在执政者心目中开始加重。为了实现德治目标, 儒家要求治理国家的人成为圣人。其中特别不可忽视的是, 孔子所提倡的作为德治载体的“修齐治平”之人, 是“正人君子”之人。这种人像汉文帝、唐太宗和海瑞那样在为政上是为国为民之人。这种人同那种热衷于以权势压人, 自称国宪, 动辄以全民民意去蹂躏国民, 翻云覆雨, 以权谋私, 误害国民的贪官污吏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是儒家创始人讲德政、立德治的基础。但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呢?孔子认为圣人要修己克己, 不可强调外界的客观条件,而要从主观努力上去修养自己。为人由己不由人, 求仁成仁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回) 意即克制自己, 使自己的语言行动符合礼, 这就是仁。要做到仁全在于自己, 哪能靠别人呢? “我欲仁, 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意即只要我想达到仁, 仁就会到来。在这里,“仁”是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 追求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求仁而得仁, 欲仁而仁至, 这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 所以要修己以求达仁。孔子特别强调道德的作用, 但并不排斥法治。孔子讲为政要“宽猛相济。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 2 ] (《左传·昭公二十年》) , 只是倾向于德主刑辅而已。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说, 法治治身, 德治治心;法治治近, 德治治远; 法治禁恶于已然之后, 德治治恶于将然之前。这两种治国方略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不可偏废。
三、对德治的评价
在两千多年前, 德治政治理念具有极大的超前性, 包含着对于奴隶制政治的尖锐批判, 以及对于民意的同情与尊重, 但其“不忍人之政”, 却分明是一种怜悯和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恩赐。其积极因素在于尊重民意、关心民利, 因为它强调得民之助才能为君, 从而指明治理国家的关键应该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争取民众上, 这种认识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的反映, 虽然它不是今天的民主思想, 但却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当然, 德治重点是强调治理者的品德甚至才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人们才对德治理想持怀疑态度, 才用“人治”一词简单地把德治的合理性全部抹杀掉。但德治强调治理者的品德、才能绝对没有错, 任何形式的社会治理都需要强调这一点。不管我们怎样突出法治, 它决不可能离开人而自动发挥作用。没有治理者的品德作保证, 法治无论怎样完善, 也会存在着供掌权无德者钻营的空隙; 权力制约机制无论怎样完善, 也避免不了腐败问题的存在, 至多也只能是腐败泛滥程度的高低而已。
参考文献:
[ 1 ]邱思胜1 诚信建设要抓根本[J ]1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02（11）
[ 2 ]左丘明1 左传[M ]1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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