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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梁 涛
关于《论语》的成书，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汉唐学者一般均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编纂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其中讲得较具体的，是《汉书·艺文志》中刘歆的说法：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此外，象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论衡·正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赵歧《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的说法，认为《论语》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编纂。如《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即《论语》成书较早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古人叙事简略，以上只谈到《论语》的编纂，而没有说明完成的具体时间。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死前与门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河东集·论语辨》）实际仍然承认汉人的说法，只是对其作了补充和说明而已。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崔东壁遗书·论语余说》）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i]
从现有材料来看，以上看法当以前者更接近事实。先秦典籍中明确提到《论语》一词的是《礼记·坊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一书，唐时仍存，宋以后方才失佚，故沈约所说当有根据。但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学者往往将《坊记》、《缁衣》、《中庸》等篇看作是秦汉时作品，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然而近年公布的郭店及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均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上博简的年代可能与此相差不远，证明《缁衣》确实是先秦古籍。另外，郭店竹简中与《缁衣》同时出土的还有属于子思学派的《五行》篇，记载子思言论的《鲁穆公问子思》篇，说明《缁衣》与失传的《子思子》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沈约说《缁衣》、《坊记》等篇取自《子思子》应是可靠的。既然子思在其作品中已提到《论语》，那么至少在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据学者考证，子思的生卒约为公元前483～前402年，则《论语》的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402年以前。[ii]
至于今本《论语》存在称谓和用语的差异，这说明《论语》的编定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短时期完成的，编纂者也可能不只一两个人，而是有多数弟子参与，但这一过程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可以下延至汉代呢？从新出土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论语》、《文子》、《太公》等竹简，其中属于《论语》的汉简有620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约为今本的二分之一。由于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故竹简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前。用简本与今本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孔子称谓上常常互有差别。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今本《论语》中，门人问于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故崔述怀疑上面两章可能是后人的添加，但在简本中以上两章均称“子”：“[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耐五者于天下为仁者。”“子张问于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可以从正矣。’”说明上面两章在今本中之所以显得特殊，乃是抄写的缘故，与时代的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子路》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今本《论语》记孔子答国君问一般称“孔子”，不称“子”，但简本此章却称“子”：“……公问：‘一言而兴国，有诸？’子曰：‘[言不]可以……”说明孔子的称谓并不那么绝对，在抄写中常常会出现变化。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有的称“孔子”，如《先进》篇“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简本均作“孔子曰”。还有，《微子》篇“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简本作“子抚然曰”。这些都说明，《论语》中关于称谓的规定并不严格，即使有一定的规定，在抄写中也会常常发生变化，以此来判断《论语》的成书，根据并不充分。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语》的编定应该较早，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年之内已基本成书，编纂者主要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
《论语》成书较早的事实，向我们透露出以下重要信息。1，《论语》的编纂与孔门后学的分化密切相关。2，《论语》一书是由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反映了孔门弟子的集体意见。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论语》既然成书较早，自然与儒学内部的这一变动密切相关，是在其背景下完成的。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想到《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但韩非子所说的“八派”时间跨度较大，其中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已到了战国中后期甚至晚期，显然不是孔子去世一段时间内儒学内部分化的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先后出现的“八大强家”，[iii]但更有可能，是韩非对儒学内部分化的一种模糊印象。从现有的史料看，孔门后学的分派应是从有子、曾子开始的。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iv]是孔子的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由此可见，当时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派”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提到子弓，常常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是儒学的正统。如“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仲尼长，子弓短。”（《非相》）说明子弓也曾立派。这位子弓一般认为是仲弓，也有认为是孔子传《易》的馯臂子弘。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立派较早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儒学内部的分化就是由他们开始的。
既然《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那么它是集体编纂，还是出于个人之手呢？有学者可能会以为，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即已分化，并互有攻讦，怎么可能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所以《论语》只可能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这是以今人眼光看问题，因而并不符合实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语》显然是孔门弟子的集体编纂。首先，根据刘歆、王充等人的记载，《论语》的成书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只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各种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等，这些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之手，分散在个人手中。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收集了这些记录，在此基础上“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论语》中除了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内容外，还常有与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名姓者三十人，这些内容往往就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宪问》）“牢”是人名，姓琴，字子开；“宪”是原宪，字子思。他们二人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符，故有人推断这两章便是他二人自己的笔墨，编纂《论语》时“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v]再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孔子适卫，冉有驾车陪伴，这里的“子曰”显然最初是由冉有所传，后来被写成文字。《论语》还有一些“子曰”，往往形成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卫灵公》）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的“从者”有子贡、子路、颜回等人，故本章内容最早当由他们所记。从《论语》涉及众多弟子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集体的编纂，如果没有弟子的广泛参与，《论语》的成书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论语》的编纂是当时孔门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传播，也关系到个人在孔门中的地位，有哪位弟子愿意置身于此事之外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孔子去世不久，《论语》的编纂便被提了出来。“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vi]所以《论语》的编纂实际是由孔门弟子集体发起，集体参与的，这种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为儒家各派所尊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此外，《孟子》中所记载孔门言行及所述“仲尼之意”，在今本《论语》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还有十条。[vii]而荀子对《论语》的内容也多有阐述、发挥。[viii]孟子、荀子分别属于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但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如果《论语》不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而是出于某一派之手，它又如何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还有，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内部确实发生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的是基于思想的分歧，而不是出于派性，并非水火不容、无法调和。《论语》中常有孔门弟子互相攻讦的言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孔门以仁为最高理想，“未仁”应该是较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子游继续以子张为“吾友”也。子游、子张都是孔门中曾经立派的人物，但他们仍能以朋友相处，为什么不可以对导师的言行“相与辑而论撰”呢？其实，可能正是孔门后学的分化和分歧，才使“共纪孔子之言行”变得紧迫和必要。《论语》中有弟子互相辩驳、争论的内容：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同上）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子游与子夏、子夏与子张对本末、交友等问题的理解互不相同，而指责对方“异乎吾所闻”的情况，正反映了《论语》是在“取舍各不同”，而皆认为真孔子的背景下形成的。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丰富，包含着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加之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自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序》）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撰”，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著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这样的著作显然只能是由集体编纂，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
当然，说《论语》是集体编纂，并不否认个别弟子所起的作用。《论语》的编纂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对孔子言行收集整理、回忆记录，以及对众多材料——据王充说有“数十百篇”——的辨别、选择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这样一项活动自然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者，要设立几位总编式的人物，这些组织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大于其他弟子，他们是《论语》的实际编纂者；而能成为组织领导者的，自然是孔门弟子中已经立派或影响较大的人物。自宋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论语》一书实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这一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一部分事实。前面说过，有子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曾被子夏、子张等人推为孔子的接班人，在儒家内部一度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论语》的编纂开始较早，那么很有可能，有子就是其最早的主持者。至于曾子，也是孔门中颇有影响人物，由于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轻，去世较晚，曾在编纂的后期起过重要作用，《论语》一书可能就是完成于其弟子之手。《论语》中孔门弟子一般称名或字，而他二人称子，[ix]可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证明。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载孔子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载有子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载曾子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二程将《论语》的编纂完全归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失之片面。有子虽一度被立为孔门传人，但时间较短，而《论语》的编纂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间发挥作用的显然不只有子、曾子二人，其他立派者如子游、子夏、仲弓等可能也参与其中，并发挥过作用。从这一点看，汉代学者认为《论语》成于仲弓、子游、子夏等人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他们只注意到少数组织者，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而已。
根据以上所论，《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有专门领导、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编纂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编纂，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历史上虽然以后不断有人继续编纂孔子的言论，如子思的《缁衣》、《表记》、《坊记》以及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等等，但影响和地位均不能与《论语》相比，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质疑。[x]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与编纂时间的早晚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没有经过“相与辑而论撰”的过程，因而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吧。
[i] John Makeham:The Formation of lunyu as a book,《华裔学志》44卷（1996年）第1～24页；胡志奎：《论语辩正》，台北经联出版实业公司1975年版。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ii] 关于《论语》的成书，可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333～3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及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3期；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1989年3期。
[iii] 吴龙辉：《“儒分为八”别解》，《文献》1994年3期。
[iv]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认为有若是因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得到尊奉，荒诞不可信，似应有误。
[v] 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转引自吴延环《论语研究》第4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
[vi] 黄立振：《〈论语〉的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2期。
[vii] 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3期。
[viii] 参见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ix] 今本《论语》载有子言论四处，三处称子（有子），一处称名（有若）。但称名者为与鲁哀公问答，故此章为特例，并不与前者矛盾。另外，冉有、闵子骞也偶一称子，说明他们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人物。
[x] 《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子思常常祖述孔子的言论，但遭到当时人们的怀疑。武内义雄曾对《表记》与《论语》中有关仁的言论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后者有发展；而魏启鹏则指出《坊记》礼、刑并重，不同于孔子重礼轻刑。参见武内义雄《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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