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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研究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地位最尊的一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保存的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也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好资料。纷扰中国学术界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就是由于《尚书》和《左传》引起的，而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典型标本，然而历代帝王和士大夫都把其作为政治和伦理的典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清代学者阎若璩经过严密的论证，广征博引，从史实、典制、历法、地理、文体、文例、时代及语言风格等方面，列举出《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确凿证据，逐一揭露其来源，将《古文尚书》及孔传为王肃所伪作一事铸成铁案。但清朝钦定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然将今古文混淆在一起，依旧在学术界流传。继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指出伪古文形成过程中的许多破绽之后，还有惠栋《古文尚书考》、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等，揭示出古文作伪的真相，考证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外，尚有王念孙、王引之、吴大徵、孙诒让等学者，对《尚书》研究也颇多创获。尽管前人作了很多工作，但《尚书》的释读依然有不少困难。王国维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并说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1]可见《尚书》研究的困难。

顾颉刚在南北各地大学开设《尚书》研究课时，发现《尚书》的内容涉及到全部古史，特别是儒家构建的古帝先王体系，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树立道统中心。因此，《尚书》成为儒家五经中最尊的一经，成为牢笼百代的统治思想。他明白知道，要想清算古史，就必须攻破这一堡垒。但他也深知《尚书》研究之难，他说：“研究《尚书》，是经学中最困难的一件工作。这是因为时代隔得太远了，言语文字都经过许多变迁，历次的写刻又有许多伪脱改易之处，以致不能读懂的句子太多。又因古史的传说太纷歧，它受了外面纷歧的传说的影响，以致生出了许多葛藤，淹没了它的真相。但我们幸而生在清代学者之后，他们对于文法、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各方面都有深邃的研究，散见在各书。我们若能集合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加以我们对古史的见解，不难贯穿为一种系统的解释。”[2]又说：“《尚书》这部经典虽只二十八篇，不到二万字，但因它上起于商，中经两周，下终战国，既有古今字的不同，也有东西语法的不同，又有错字、错简的牵缠，所以必须集合语音、文字、训诂、语法、版本、历史、地理天文、历法诸学，方可说明其问题，挖掘其真相。其中每一个字都可以牵涉到几个问题，要全部讲通，便须研究好几万个问题。”[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顾颉刚进一步指出今文《尚书》28篇并非完全可信，《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就是战国时儒生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所造的伪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因此，他整理研究《尚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也即要打破其经典地位，恢复《尚书》的史料价值。

顾颉刚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尚书》，1923年，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提出了对今文28篇的看法：“先生要我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信，这事我颇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组，录下：

第一组（十三篇）：

  《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

《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

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

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

但我虽列出这个表，一时还不能公布，因为第三组我可以从事实上辨他们的伪，第一组与第二组我还没有确实的把握把它们分开。我想研究古文法，从文法指出它们的差异，但这是将来的事情。

对于第三组，我想做两篇文字：《〈禹贡〉作于战国考》、《〈尧典〉、〈皋陶谟〉辨伪》。”[4]

他将今文《尚书》28篇按写作时间分成三组，分清真伪，其后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划分思路进行的。

1925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编的《尚书》讲义，搜集自汉代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62种，编为《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册。30年代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尚书》研究课，专门考辨《尧典》、《禹贡》等篇章，所编《尚书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做专题研究。此外，他又和顾廷龙合编《尚书文字合编》，搜集了《尚书》经文文字变迁资料，还主编《尚书通检》，按书中任何一字即可查到书中任何一句，为研究或阅读《尚书》提供方便，又编《尚书学讨论集》稿，全面抄录研究《尚书》的文章数百篇，并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为进一步研究《尚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顾颉刚在《语丝》上发表《盘庚中篇的今译》一文，这是《尚书》译文之始。这项工作在学术界获得好评，朱自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这种翻译的难处在乎译者的修养，他要能够了解古文学，批判古文学，还要能够照他所了解与批判的译成艺术性的或有风格的白话。”[5]

顾颉刚研究《尚书》，有一套完整的规划，这从《尚书通检序》中可以看出来：“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订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尚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订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是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订。”[6]对于今古文问题，他也有极好的见解：“细心分析这些材料，再尽量拿别种材料做比较研究。第一步工作是探求这问题的来源及其演变。……第二步工作，是解剖其内容，知道其构成层次和是非曲直。”[7]

 对《尚书·尧典》的著作年代，顾颉刚从地理、意义、文辞、制度、疆域等方面，指出并非唐、虞时代之作品，而是汉人所作，证据有二：一是《尧典》中以“群牧”与“群后”并立，正与西汉初年郡县与封建并立之特殊制度相合；二是《尧典》中“肇十有二州”一语，为汉武帝立十三部刺史的反映，且朔方、南交都是秦汉时期北逐匈奴，南征百越，置朔方郡、交趾郡，地域扩张后的产物。他还定其作于汉武帝之时，理由有四：“其一为经传之篇目，其二为《史记》之收录，其三为西汉人之征引，其四为汉武帝之志愿及其时代潮流。”最后，他按先后次序，列举《尧典》本子有八：“（甲）孟子所见本；（乙）《论语》所引本；（丙）四岳九牧九官为二十二人本；（丁）《五帝德》所引本；（戊）《史记》所引本——即清儒自《伪古文》洗刷而出之本；（己）《伪古文尚书》析为《尧典》、《舜典》两篇本；（庚）姚方兴所上有‘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本；（辛）《伪舜典》篇首续增‘浚哲文明’十六字本。”他指出《尧典》中所记郊祀、封禅、举贤良制、赎制、三载考绩制度等，都到汉时才有，说明它并非作于一时一人，而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完成的。[8]

顾颉刚认为《禹贡》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由当时地理学家所作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他作《〈禹贡〉作于战国考》论文提纲：“（1）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2）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3）古代的‘中国’地域甚不大；（4）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一统观念；……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5）邹衍‘大九州’之说即紧接九州之说而来；（6）‘分野’之说亦由九州之说引起；（7）——（10）（按，皆考论九州州名）；（11）所以考定《禹贡》为战国时书而非秦汉书之故。（1、禹尚是独立而非臣于舜；2、每州尚无一定的一个镇山；3、不言‘南交’。）”[9]但是儒家把它作为大禹时期的作品，以为是禹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纪录，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平地成天的一个圣王，就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了。在《禹贡评注》中，他又论证《禹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60年，作者是西北秦国人。徐旭生说顾颉刚“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作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作历史时代。”[10]此外，为了更好地研究《禹贡》，他认识到应结合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进行，因而创办了《禹贡》半月刊，成立了“禹贡学会”，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但是，也有学者对于顾颉刚《尚书》各篇年代的考订表示异议，李学勤说：“《尚书·尧典》篇中主要内涵可与甲骨刻辞四方风名印证，有古远的渊源。其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这是说它开始形成的年代）。”[11]邵望平则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理论，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指出《禹贡》九州的划分，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决不是凭空想像或杜撰。她说：“九州篇作者的视角是处于凌驾诸区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视角，其视野所记之贡品又反映了各区系的中国文明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地理知识仅及于商末周初所知的‘天下’，远远未能达到战国时期的水平。‘九州’不是战国时代的托古假设，而有三代史实依据，‘九州’的存在与变迁应是战国诸雄分野的由来之一。”[12]

解放后，顾颉刚对《尚书·周诰》八篇进行研究，写作体裁分校、释、译、论四项，其内容和体例为：（一）本文；（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一家，作为翻译的根据；（三）译文根据注解，如非增字不可处则以符号标出之；（四）评论则主要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提出篇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以唐石经为底本，把各种古刻（汉、魏石经）和古写本（敦煌卷子本和日本古写本）逐一校勘，再选取古今人的注释，为之疏通贯穿，然后把全文分节标点，译成现代汉语，最后加上史实的考证和引用书说明的做法，既细致全面，又深入详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翻译《尚书》，“首须从语言、文字、训诂、文法诸学入手，不但要总结前人，并须超过前人，因此必须研究甲文、金文及其他经典，尽量利用比较资料，方可做出较为妥帖的结论。此事已极不易，而各篇文字处处牵涉古史及古代制度，又须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解释，那就范围更光广，获得结论更难。”[13]1960年，顾颉刚着手进行《大诰译证》工作，把全文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四部分，下编为史实部分，将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指出周公东征，使得周代的势力东至黄河，北至辽宁，南到苏南，把东方各族打得分散到东北、西北、东南各处。但此等大迁徙的史实，从《大诰》中是看不出来的，“为了弄明白当时的情形，只有用‘沙里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获得一些有限的结果，因为周初史料绝大部分都毁灭了，除了青铜器铭文外，惟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不足，只得把秦、汉以下第三手的资料来补充”。因此这篇考证“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希望对于周初史事的解决起一个相当的作用。”[14]他对这一工作很自信，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此次作《大诰译证》，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万言，不第在文字、训诂、语法各方面尽力搜讨古今人之著作，一一为之批判接受，并考证周初史事，以周公东征，东方民族大迁徙为中心，自信甚多新见，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实。”[15]有学者评价顾颉刚治《尚书》的计划“博大而又周密，在《尚书》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又说《〈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事实上大大超过了译述范围，可以说是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对二千余年来的《尚书》学力求作出新的估价。不仅他的校订、考释、训诂、译文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史，他的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也可以供我们参考。”[16]

顾颉刚接着在“史事考证”系列论文中，又对周公东征管、蔡、武庚及其相关事件作了细致考订，分《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执政称王》、《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三监的结局》、《奄和蒲姑的南迁》、《徐和淮夷的迁留》、《祝融族诸国的兴亡》、《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等篇，将关系周王朝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楚地考订出来，清理出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在《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一文中，他利用《诗经》、《孟子》、《伪古文尚书·武成》、《韩非子》、《逸周书》、《史记》、《尚书》和青铜器铭文《盥鼎》、《小臣单觯》、《保卣》等文献和实物资料，说明周公掌握政权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历时三年时间东征，叛乱平定后，殷商人民或流亡到东北，另建新国；或被迁到洛邑，受到管制；或分给新封的各国，作了奴隶。而“原居在东方的许多古国大量地被灭，人民一部分当了奴隶，一部分被迫迁徙，有的南迁到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的西迁到了遥远的汾水、渭水诸流域。”[17]

1965年，顾颉刚在日记封面页后面贴有一张用钢笔写的整理《尚书》工作的构想，可以说是他整理《尚书》的最后学术遗嘱：“尚书工作：1、高级型——尽集古今各家说，加以批判接受，注重考证工作，供专家之阅读及普及之根据。2、中级型——为高级型之简化，略略疏释其源委，供大学文史诸系学生（有读古书的必要的）之阅读。3、初级型——更就中级型加以简化，但举校勘、解释之结果而不疏源委，供一般人（没有读古书之必要的）之阅读。高级型——‘尚书译证’，分篇出版。中级型——‘尚书译注’，全书不超过五十万字，分两册出版。初级型——‘尚书今译’，全书不超过二十万字，合一册出版。最好先将高级做好而后做中级，中级做好而后做初级，如此则步步踏实，惟为时间所不许，故拟先做中级，供（作）初级之基础。初级先出，中级次之。高级则择一、二篇做出一个样子来，徐徐为之，此固非一人之业也。”[18]

1966年“文革”之初，顾颉刚仍在继续修改《大诰译证》的考证部分，他准备在透彻研究一个个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一部研究《尚书》的系统专著，为此，他作了读《尚书》笔记六册。1966年，刘起釪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协助顾颉刚完成《尚书》研究工作。为此他制定了“《尚书》学工作计划”：1、《尚书今译》——分三册：第一册自《尧典》至《微子》，凡十一篇，即《虞、夏书》与《商书》；第二册自《牧誓》至《雒诰》，为《周书》前半部，凡九篇；第三册自《多士》至《泰誓》，为《周书》后半部，凡十篇。此皆取二千余年来《尚书》各本及各家说，经批判而接受者，为予独断之学。每篇分校勘、解释、标点、翻译、评论五节。2、《伪古文尚书集辨》——取前代辨论伪《古文尚书》者集为一编，俾读者晓然于此一问题已成定案，且可移用此方法于其他伪书，为考订古籍开一大道。3、《尚书余录》——凡《尚书》佚文、《泰誓》、《书序》、《逸周书》中较可信据者若《商誓》、《世俘》、《祭公》、《度邑》、《尝麦》等篇，金文中关涉周代史事若《毛公鼎》、《散氏盘》、《盂鼎》、《忽鼎》等篇，汇为一册，俾与《尚书》作比较。4、《尚书学书录》——凡二千余年《尚书》学著作，不论存佚，悉加著录，并予批判，使后人便于研究。5、《尚书集解》——综合前人之说，加以分析，并批判其是非，为二千余年来《尚书》学之总结。6、《尚书文字合编》——集合汉石经、魏三体石经、唐石经、敦煌唐写本、日本古本、书古文训本，综为一编，保存古本真相。7、校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校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此二种为昔人《尚书》学中最精之书，为之校点，不第不没其苦心精诣，亦示后学者以校勘、考据之门径。最后他说：“上列八种如皆能成书，则《尚书》一学蹊径大辟，化最难读之书为最易读。”[19]此外还有《尚书学史》、《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金文选》等有关《尚书》的著述，但他担心自己神经衰弱，精神不振，希望派人相助。在刘起釪的协助下，顾颉刚陆续完成了《尚书》中《牧誓》、《盘庚》、《西伯戡黎》、《汤誓》、《微子》、《酒诰》、《多士》、《梓材》、《无逸》、《召诰》等篇的“校释译论”工作，撰成的文章陆续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历史学》、《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文史》等杂志上，并准备结集出版《〈尚书〉校释译论》一书。在此基础上，刘起釪又完成了《尚书评述》、《尚书源流及版本》、《尚书学史》、《日本的尚书学》、《古史续辨》等研究《尚书》著作。

顾颉刚做的以《尚书》、《逸周书》为史料考订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的工作，对研治先秦史的学者很有启发价值。如他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一文中，以刘歆引用的《古文尚书·武成》逸文与《逸周书·世俘解》相比较，从用语、历法、制度、史实上提出五条证据，肯定《世俘》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为西周时代作品，是记载周武王伐纣的重要史料。他不仅从《逸周书》中发掘了一篇真《古文尚书》，把它详加校注，将错简重新整理次序，写为定本，使之文从字顺，而且把有关史事也考辨清楚，指出武王克殷时大量屠杀人民，掠夺财富，祭祀祖先和上帝的极度铺张和浪费，并开列了清单：杀人、征伐、禽御（车）、俘馘、狩猎、器物、祭牲等，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他说：“它（《逸周书·世俘篇》）写出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他在两三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20]

顾颉刚最后一篇研究《尚书》的文章是《〈尚书〉历代解释选录和补充》，[21]全文分（1）古代中国东西方语言的歧异及其同化；（2）古代西方语言中的语助词和倒装句；（3）古籍中假借字、歧义句和误写字的纠缠；（4）包围古典的圣道幻想；（5）《尚书》中积累的问题；（6）新型《尚书》解释的开始；（7）春秋战国时的《尚书》古文和《尚书》传；（8）《尚书大传》的两种体裁及其批判；（9）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说所以分歧的原因；（10）汉初孔氏家藏的书传；（11）所谓孔安国作的《传》、《注》的牴牾；（12）《史记》中的《尚书》说和今、古文经学是否有关；（13）所谓《中古文尚书》和孔子壁《尚书》；（14）张霸的《百两篇》及其疑问；（15）《书序》即出于《百两篇》；（16）《书序》中不合历史事实的五例；（17）刘歆的《古文尚书》及其破绽；（18）所谓河间献王本《古文尚书》；（19）西汉五种《古文尚书》的小结；（20）杜林所传的《古文尚书》和《尚书》的古文说；（21）杜林本《古文尚书》改写为今文及其与古文的差异；（22）最侯一部《古文尚书》的出现和所谓孔安国《尚书》序；（23）伪《古文尚书》的定案；（24）伪孔安国《尚书传》的评价；（25）两宋的《尚书》新说和蔡沈的总结成果；（26）清代学者对宋学的排斥和实际承继；（27）近三百年中《尚书》学的名著；（28）我们选录历代解释和自己补充的四个标准；（29）解释《尚书》的困难问题和我们解释中存在的弱点；（30）《尚书》解释的前途展望等30个问题，条分缕析，基本澄清了二千多年《尚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后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顾颉刚研究《尚书》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他说：“目前正在争论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我把《尚书》彻底翻译出来，即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实可靠的材料呵！”[22]的《尚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根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五）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系，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体例。[23]他还从新发现的简册资料——武威汉代《礼经》（《仪礼》）九篇，考察汉世各家派的不同本子，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普遍认为他把《尚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杨宽说：“解放以来，顾先生长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书》的校释研究。尽管清代以来学者作了很多校释，存在的问题还很复杂，学者对此很难掌握。现在顾先生这样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24]

由于问题太多，牵涉面太广，资料太繁，搜集、整理、积累、寻析这些资料和问题就耗去了其大半生时间，到开始坐下来准备写的时候，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他治学有一特点，就是写文章总要反复修改，且不说作成一文要易稿数次，即便写毕已发表之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不少新材料，也要部分或全部重写。他想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无遗，所有的问题都彻底解决，因此每篇文章动辄几万乃至十几万字，以至于毕生未能写成一书。又遭逢十年动乱，中断了他正常的研究进程，以至计划远未完成，写至《殷遗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与地试探》而搁笔，这是他思考数十年的问题，应该有许多成熟的看法，却因遭遇时代的动乱而没有机会写出，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如果顾颉刚的《尚书》研究最后写定，将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样本，尽管如此，其重要部分都已写定，有的虽未写完，但已有初稿，可为后人“导夫先路”了。因此林甘泉说：“解放后，他（顾颉刚）脱离了一切干扰，专心致力于《尚书》研究，校勘、注释、翻译、评论，不仅对《尚书》字词作了疏证，而且对其每篇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细致考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惜这一工作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些依据零星的考证整理而成的单篇文章，尚未形成体系，但这也是《尚书》研究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25]

香港学者许冠三评价顾颉刚后期对《尚书》的研究是“历尽六十年的沧桑与曲折，他终能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在刘起釪先生的协助下，写出他一生最圆熟的谨严之作”，“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顾氏所以有此空前创获，关键仍在方法，文法语意演进观点的运用尤为成功。”他又说：“（顾颉刚）最后二十年的工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议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26]顾洪也认为：“他（顾颉刚）把《尚书·大诰》篇的整理当作‘学术的遗嘱’来作，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采纳以清代学者为主的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从历史方面探讨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作成考证，为后人成功一个‘示范之作’，终于在1966年8月中旬完成了70万字的《大诰》译证。其中《周公东征史实考证》，系统地研究鸟夷族，确定尧与陶唐的传说起自济水流域，与舜的传说极近，尧、舜或为彼地两部落中之酋长，或为鸟夷族所崇奉之上帝或祖先，由是确定唐、虞、商均出于鸟夷，夏则有扈及顾亦是鸟夷。这些结论，使他40余年前考辨古史传说的设想有了一个归宿。”[27]

尚书·虞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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