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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前言说明了人们认识《家语》的过程。在“竹”的事实面前,《孔子家语》真伪问题的学术公案终结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孔子家语》的确是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一个宝库,在孔子研究方面,此书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读完该前言,你会深感杨朝明先生独到的学术见解,敏锐的学术信息,你将被其这种高贵的学术品格所折服,由这样一位学者编著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你又怎会释手不读哪! 前言之后的凡例,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此书整理过程中的有关体例、参校版本、以及现有的参考译注成果的清单,可供读者查阅原始材料,比较阅读,使读者有据可凭。 该书正文部分先列序说,次列原文,再陈注释,最后通解原文,各部分科学严谨且注解观点平实,给人眉目清晰,一目了然之感。正文中的序说认真、细致、准确、条理。这也是经典译注中的首创范式。各篇的“序说”是学术界第一次对《家语》各篇的认真梳理。分析各篇篇名的由来,以及该篇是关于孔子何种思想的文献,让读者通过篇名可知该篇之主旨,达提纲挈领之功效,更为读者日后对孔子思想的综合或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 尤为值得称颂的是“序说”分析各篇与相关材料的异同及各篇章的结构,进而指出其价值,将十分有助于人们理解《家语》的文本,有助于人们利用本书继续研究《孔子家语》及相关学术问题。例如,在《王言解》篇的“序说”中指出:该篇又见于《大戴礼记》,《大戴礼记》作《主言》。“王言”、“主言”一字之差,引起后人的争论┉┉。其实,将两篇对读,很容易看出《大戴礼记》的改编痕迹。在《大戴礼记》中,《家语》中作“王”的字几乎都被改为“主”,但篇中有“朝觐于王”,一个“王”字透露两篇的关联。孔子忠君尊王,倡导王道思想,《家语》该篇谈论“不出户牖而化天下”的“王”,是本来应该作“王”,而非“主”。在先秦儒家那里,王、霸相对,篇中所言“明王之道”就是通常所说的“王道”。戴德处西汉后期,而整个西汉的前期,中央与藩王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的主线,一会儿封王置藩,一会儿又削藩平乱。开始,异姓诸王曾经拥兵自重,专制一方;后来,刘邦所封的同姓王也自为法令,僭越礼制,不仅对朝廷态度傲慢,甚至公开举兵叛乱。到汉武帝时期,他依然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倾注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上面。戴德改“王”为“主”,很可能与之有关。又如,在《爱公问政》篇的“序说”中指出:哀公问为政之道部分又见于《礼记·中庸》,将二者对勘,会发现《礼记·中庸》语言更为简练,似曾进行过修改、润色,这种改动明显带有西汉时期的政治风貌。例如,本篇“为政在于得人”,在《礼记·中庸》中作“为政在人”,前者强调贤者的重要性,后者却是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本篇“爵其能”,《礼记·中庸》改为“尊其位”;“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几句,分别变成“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都反映了西汉政权高度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正在逐渐加强的特征。至于本篇中的“举废邦”在《礼记·中庸》中改为“举废国”,显然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礼记·中庸》晚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显而易见。凡此种序说中的独到见解,足以说明作者不为成说所囿,使该书虽无疏证之体,却有疏证之实,对陈士珂的《孔子家语疏证》有纠缪之功效,更为重要的是,向读者指明了《家语》研究的前沿学术信息,对读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原文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为底本,择善而从,于注中据各本出校,校点准确,段落清晰。注释与通解则网罗、综合各家,充分吸收现有注解成果,既做到择善而从,不标新立异,又爬梳剔抉,陶冶浑成。为提供了解、分析《家语》与王肃间关系,注释中多留王肃注文。王注之外的通行旧说,若有不当,尽量加以订正和补充。通解避免了传统译注中的直译不通顺的弊端,紧与《论语》中孔子思想相联系,准确、简练的表述原文,且逻辑性强,给读者朗朗爽口的读散文之感。 正文之后的附录一为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有关孔衍《家语》奏言的记述、王肃《孔子家语序》。附录二为定县八角廊汉墓《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这两个附录为读者提供了《家语》的渊源。附录三为历代《孔子家语》的流传与研究、出土文献与《孔子家语》研究述评、《孔子家语》伪书说辨析。这三篇文章与前言相互应,使读者对《家语》的历史沿革信息及其文献价值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理性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家语》的有关学术研究状况,推动《孔子家语》研究新高潮。 总之,该著作的出版发行,不仅满足了当今学界孔子思想研究新门径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更多的人们熟悉《家语》,更真实的走近孔子、了解孔子,为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夯实了坚硬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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