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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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玄奘（602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他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

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缑氏县，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104年—187年）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他有三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

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少时因家境困难，跟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五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十一岁（613年）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十三岁时（615年）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敬。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618年隋朝灭亡。玄奘跟长捷法师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听。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先后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槃》，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其才能倍受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　　

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正文共5119字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歧义这么多，怎么办？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唐初的玄奘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完全是因为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佛经里讲的问题搞清楚，看更多的经书。　　

刚才说了，去西天求法的人从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也是真理的追求。人类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真相和意义的探求，从未停止，到玄奘这里，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对玄奘来说，为天下黎民苍生寻找离苦得乐之路，就是一个佛教徒义无反顾的使命。玄奘千里西行求法取经，正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精神的最生动和真实的写照。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从3世纪西天取经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玄奘的一个徒弟慧立在一本书里说，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说，南北朝时的先贤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更成了今天学者共有的广泛的疑难，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历程，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他深入学习各宗的经论，学得越深，了解越广，怀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长安后，他就决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时长安有个从天竺来的僧人，向他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特别提到了那烂陀寺，这是个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是个寺庙，但实际上是佛学最高学府。经过这个印度僧侣的介绍，玄奘更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烂陀寺。玄奘求经显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

玄奘感到多年来在各地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宗（后并入法相宗）、地论宗两家有关法相之说多有乖违，因此渴望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融汇贯通一切，于是决心前往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发放的过所（护照），所以始终未能如愿以偿。627年，玄奘毅然由长安私发，冒险前往天竺。经过高昌国时，得高昌王曲文泰礼重供养，复欲强留奘师以为国之法导，奘师“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遂与奘师结为义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国时更住高昌三载受其供养，讲经说法。离开高昌后，奘师继续沿着西域诸国越过帕米尔高原，在异常险恶困苦的条件下，以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天竺。

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跟随、请教过许多著名的高僧，他停留过的寺院包括当时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他向该寺的住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与其余经论，戒贤是护法的徒弟，世亲的再传弟子。在贞观十三年，他曾在那烂陀寺代戒贤大师讲授《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此后，玄奘还徒步考察了整个南亚次大陆。

玄奘的一座雕刻，在西安大雁塔学成以后，他立真唯识量论旨，在曲女城无遮辩论法会上，等待十八天，结果无人敢于出来辩难，他因此不战而胜，名声鹊起，威震全天竺，被当时大乘行者誉为摩诃耶那提婆（Mahayanadeva），亦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誉为木叉提婆，亦即“解脱天”。

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译经，但没有得到批准，被指定住长安弘福寺[3]。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1962年，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大雁塔成为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建筑纪念物。在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显庆二年（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

玄奘依翻译佛典与对经文的阐释而开创了中国法相唯识宗，其学说却深深地影响了其他诸多宗派。奘师一生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前学界流行说法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为中土一切译师之最。另外，由玄奘大师口述，弟子僧辩机笔撰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尤有甚者，由于印度历史纪录的缺乏，这本珍贵的游记更成为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古天竺地理历史时不可或缺的文献，而近现代以来，根据本书记载所进行之考古遗迹挖掘，亦证明奘师当时所述真实可信，允为瑰宝。[7][8]

凤栖原野龙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译完最后一部佛典《大般若经》之后感慨说∶“向在京师，诸缘牵乱，岂有了日？”玄奘于麟德元年二月五日（664年2月5日）圆寂，最初葬于白鹿原云经寺；669年，改葬于少陵原（又称凤栖原），建有舍利塔，并在此兴建兴教寺。

文学形象著名小说《西游记》把玄奘（唐僧，唐三藏）说成是佛祖弟子罗汉金蝉子转世，虽然作者取材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故事，但基本上仍属于作者构想、创造的人物和故事，不应将之误解为史实或归类为历史小说。其中著名的孙悟空、猪八戒（悟能）和沙和尚，以及西游除魔降妖生动活泼的丰富情节，显然并非记述玄奘西游天竺的故事，而是另有其独特而广泛的哲学、人文意义和社会、艺术价值。

佛教界对《西游记》这部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近代禅宗高僧虚云大师，指斥《西游记》是道教徒写来诋毁佛教的作品；而也有人认为，《西游记》其实隐讳地记录了修行的艰难历程，若不了解佛教文化，则写不出这部书来。

一般人对玄奘的印象多来自《西游记》，道宣在《续高僧传》指出玄奘西行具有“宣述皇猷”之效。玄奘本人喜欢对皇帝歌功颂德，如说唐太宗“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岭之外”。玄奘远离群众，以为“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纲，亦为妨废法事”，因此无法赢得信众的真心拥护。玄奘每天都要应付来自朝臣权贵的访问和供养，最终使他感到身心疲惫。

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宗仅传四代而绝。玄奘翻译了数千卷的佛经，但陈寅恪认为译文过于艰涩生硬，远不如鸠摩罗什的译文好读，玄奘虽曾重译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却始终无法受到民众接受，现在大家所持诵者多为罗什之译本，玄奘能被接受的只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数百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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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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