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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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剩下了一个公报的形式问题。英方不愿意写这是主权回归，它提出的文本说：“联合王国将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继续管治香港，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终止它在香港行使的一切管治权力。”而中方则强调这是核心问题，一定要说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将于该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商量来商量去，英方提出要搞一个条约，而中方则说不搞条约了，搞中英联合公报的形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英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仿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做法，采用了联合公报的形式，在主权问题上采用了各自作出声明的表达方式。

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国开始不愿意写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坚持了一下，后来也不得不同意了。 

　　中英两国代表团逐字逐句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最后文本以及三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还有一个关于国籍问题双方交换的备忘录。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由我和伊文思草签，从谈判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完全符合小平同志一开始提出的要求。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恢复行使主权。小平同志出席了签署仪式。这之后，中英双方把《联合声明》作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交至联合国备案。 

　　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后来小平同志讲，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有实力做后盾。外交谈判历来是这样，没有实力不行。小平同志说，谈判之所以成功，还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谈判当中中方坚持了原则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对谈判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得在中英谈判的后期，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有时候也找英国代表团团长伊文思吃饭，他请我，我也请他。有一次我问他：“大使阁下，你应该清楚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你们为什么还在谈判当中多次提出那些无理要求呢？”他倒是老实地说：“我们要是不提出来，怎么知道你们一定会不同意呢？”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历来都是这样的，任何一方总是想争取对它来说是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对方过早让步了，就上当了。英国人是如此，我们也总是把比我们底牌更高的“要价”拿出去，来争取比我们底牌更好一点的结果，这才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人家一要或施加一点压力，就什么都给，那还行啊！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6期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