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周南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后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这篇由周南口述的文章，为读者了解当时的谈判，特别是他由幕后走到台前，正式走马上任中方代表团长之后的一些细节提供了详细史料。
折冲樽俎任首席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前七轮当中，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使得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他们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愿望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英谈判就此一帆风顺了。
第7轮会谈后，英国驻华大使、谈判代表团团长柯利达奉召回国当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继续主管香港的事情。英国换了伊文思大使当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时中方也决定换马，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就让我接替姚广当团长。中英双方代表团原有的团员都没变。
按照习惯做法，每一轮正式会谈只有两天。会谈时，中英双方都一本正经地做正式发言和评论对方的发言，很难深入交换意见和进行磋商。鉴于此，我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以后，增加了双方私下的接触和非正式磋商。
英国人的谈判方式是典型的“迂回战术”。对我们提出的基本方针，他们并不明言反对，而是在每轮会谈中，针对每一项议题，掏出几页纸，大谈他们对中方提出的每一条方针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实际上就是要损害中国的主权，维护他们在香港的特殊利益。
这一阶段会谈中涉及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方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明确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删掉。我们说，香港不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难道还隶属于大英帝国政府吗？不行，一定不能删掉！英方还说要在1997年6月30日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想绕开中央人民政府，来个“私相授受”。
我说这怎么行！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抢走的，按照中英协议，理所当然地要交还给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绕过中央政府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英方一定要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先交还给中国中央政府。因此，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交接仪式上，大家可以看到，英方是先把香港政治管理权交给中国，然后中国中央政府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香港特区政府。
外交问题。中方主张，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领事馆，但不能设大使馆。英方却不同意，要求在香港设高级专员公署，即
high commission。我在英联邦成员国工作过，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英国把其设在英联邦国家的大使馆叫做高级专员公署，以表示它的特殊地位。于是，我说，你们提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们只在英联邦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而且只是在那些国家的首都设立。将来的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究竟是什么想法？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后来，英方看这招也不行，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
特区政府的官员问题。这个问题在拟定12条基本方针的时候，没有完全讲清楚。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应该讲清楚，可以保留一些外国人当港府顾问或者低级官员，但港府主要官员必须由在香港有长期居留权的中国人担任。这些“主要官员”指的是特区政府的司长级别的官员。这才能体现香港的回归，要不然还是外国人统治啊！英方就想改这个东西，谈判中要求规定外籍人士可以担任港府行政的高级职员，即司长级官员。我们说这个不行，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除了特首是中国人之外，其他的高级职员还是英国人，照样是英国管治，那不是又跟你们撒切尔夫人的“主权换治权”一样了吗？我们把英国人的无理要求打了回去。
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