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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野孩子”疑云(1)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杨伯俊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然哉斯言，壮哉斯言！命名便已点出《论语》的要点，不仅在“语”，更在其“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抓住《论语》各篇篇旨的编辑思路及各章的编辑脉络，是无法领会到真正的孔子思想及其体系的。但后人恰恰是对这个摆在“语”前的开明宗义的“论”字，视而不见，习惯性地断章取义，凭那零碎的片言只语去臆测《论语》之宏深，岂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么！

　　既然《论语》的灵魂在“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21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400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象《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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