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就像犁牛（只能耕地的杂毛牛）一样，因外在条件不好而有自卑感。周朝尚红，也就是把红色当作吉祥色，这和今天差不多，也是把红色当作吉祥色。所以，周人用毛色纯正两角饱满的红色小牛犊作祭祀。骍，赤色。孔子用这句话鼓励仲弓，虽然是犁牛之子，出身不好，但依然符合国家用才标准（骍是角），所以一定要自信。

　　在古代宗法社会里，束缚人的一个外在枷锁，就是出身，尤其是隋唐前。隋唐后，国家依靠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奠定了传统考试制度，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方式走向社会领导岗位。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大进步，对选拔人才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即便如此，有才不用，或是人才失用，仍然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今天有些人对人才也是戴有色眼镜的，讲出身，看地位，这就是错误的观念。晏子说过，一个国家有三不祥，一个是有贤而不知；二是知而不用；三是用而不任。历史上，一个国家衰落都会表现出一个共同点：没有人才。人才像水一样一点点地衰竭了，一个国家也就衰亡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 点题 ］不迁怒，不贰过，便是注脚。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 点题 ］不得中庸便不知方法，不知方法，事情便不可为。

　　［ 心得 ］传统解说认为孔子是说三个弟子对于从政是没有问题的，“何有”是“没有困难”的意思，我认为这样解是错误的。研究《论语》可以知道，孔子是薄季氏所为，自然也是不赞成弟子为其所用的。何有，实则是无。果、达、艺虽各有所长，却皆不是中庸之法，于从政也的确是没有好处的。

　　果是过于刚勇。读历史就可以发现，太刚强固执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长久的，没有得善终的。原因就在于太过刚强固执，很难被同僚所容，就像一把锥子一样，放在兜里扎人，攥在手里扎手，众人必定要把这锥尖折断才罢休，而决不会忍着痛不管。政治不是人人都能做得来的，不是你有一腔热血，有爱国爱民的远大抱负就能做好的，对于那些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人来说，还应有谦谦君子之风，小心谨慎，始终要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练不成这个功夫难成大事。

　　达是精明。更类似于圆滑，这样的人凡事都看得很透，为了保全自己利益，有时甚至连原则都可以放弃。这样的从政自然也是不合格的。

　　艺则过于柔弱。这些人适合做艺术家，不适合从政。对这一点我们体会可能会深一些，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琴棋书画艺术专长非常好，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从政好的，你让他从政，就是害他。艺术家的性格大都比较感性，刚性不足，决断力差。

　　历史上有两位非常好的艺术家，也是非常差的政治家，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前者文学造诣非常高，把宋词的意境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做为政治家他却是一塌糊涂，最后成了亡国之君。后者也好不到哪去，政治上昏庸腐败，整个国家让蔡京、高俅、童贯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跟他的艺术天分比，赵佶的政治头脑简直就是白痴。但他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天分非常高，造诣也很深，书画方面上的成就绝对称得上一流。他也非常爱惜艺术人才，宣和年间亲自创立了宣和书院，培养艺术人才，人数逾万，影响也极其深远。这类人真是天才的艺术家，也只适合做艺术家，做政治家，肯定就要把国家糟蹋掉，老百姓肯定要遭殃。

　　我在读《论语》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孔子在和别人谈论弟子时，谦辞比较多，前面有孟武伯问子路、冉求、公西华够不够“仁”的话，孔子说不知其仁，这里是季康子问其中几个弟子能不能从政，孔子的态度依然是不能，他们还做不了。可孔子在弟子面前评论弟子时，多是表扬的话，很少说哪个弟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