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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孔子反对法治主张愚民吗———解读孔子最受非议的两段话 （一）、孔子反对法治吗 孔子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一直被认为是孔子反对法治的直接体现。 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话的意思：“用政令来限制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百姓只求免受处罚，但并不以做应受处罚的事为耻。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规范百姓，百姓就能从内心认同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该做。” 从意思看，孔子是将法制与德治进行优劣比较，他的观点是德治比法制好。但是，一方面，他并没有讲法制就不能用，就好象我们说吃干饭比吃稀饭顶饱，不等于是说反对吃稀饭。另一方面，他更没有反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孔子认为德治比法制好对不对呢，在其当时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所谓的法制是鼓吹对老百姓实行严刑峻法，体现的是对老百姓的野蛮专制。而德治体现了对统治者的要求，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来教化民众。所以德治当然比当时的法制好。 为什么说孔子更没有反对法治呢？首先，在孔子那个时候的所谓法治实际上是法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所以，他不可能反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德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关系和当时的法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关系，可以发现德治是在迈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轨道上，而当时的法制是在背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轨道上。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优良的法律；二是法律要得到普遍的遵行。这其中，根本是要贯穿着一个理念，那就是“平等”。所谓优良的法律，必须是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所谓普遍遵行，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平等的理念，属于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没有道德，法律本身的内容就可能制定得不平等，即使有了制定得平等的法律，也可能得不到平等的遵守，所以，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有了道德，才有可能有优良的法律，优良的法律才可能被平等地遵守，因此，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以平等为根本原则的真正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 反过来我们看看当时的法制，它虽然也被要求普遍遵行，它虽然也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法律本身的内容就制定得不平等，比如说法律规定，老百姓必须把收成的一半上缴官府，一年必须有五个月为官府服徭役。这样的法制越完备，越强调大家在这样的法律面前必须平等，实质上的结果就是越不平等，离真正的法治也就越远。所以，一些人把古代的法治（法制）当成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二）、孔子主张愚民吗 有很多人认为孔子是搞愚民政策的祖师爷，因为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般解释为：只能让老百姓按统治者的意志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一来好象的确是铁证如山，赖也赖不掉的了。 但通过《论语》对孔子的思想有更深的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孔子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能够教会老百姓怎么去做，但难以让老百姓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理解的根据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老百姓不象现在人人都受过教育。那时的老百姓几乎都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孔子认为能够教会他们怎么做，就已经是很“相信群众”了。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得从学文化开始，一步步来，这是很难的事。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去给文盲普法，就只能给他说法律规定要怎样做，不能怎样做；我们很难（几乎不可能）从法理的角度去阐释法律为什么要这样制定。 就是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在他的学生中，孔子也从来不认为泥鳅黄鳝是可以扯得一样长的，人的才智禀赋是分三六九等的。前面我们也引用过孔子的话。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以下才智的人，难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这两个地方的“不可”意思就差不多。都不是“不要”，而是因为很难而不可能。 孔子在不同的人“问仁”时的不同回答，就体现了对“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的区分。不然，都按照对颜渊的回答不就行了吗。 被孔子称为“小人哉，樊须也！”的樊迟，《论语》中记录了他三次向孔子“问仁”，孔子三次回答分别是：第一次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第二次答“爱人。”第三次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都是简单易行的。比起对颜渊回答的“克己复礼为仁”来，就有点“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味道。可见，这里面是有思想脉络联系的。 孔子一生教学，学生也很多，向孔子问仁的人肯定会多了去了，《论语》记录的问答应该是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却在一本不长的《论语》中记录了三次对“小人哉”樊迟“问仁”的回答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概是《论语》的编辑者认为当时很大一部分《论语》的读者与樊迟禀赋的才智相当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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