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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出国培训
教师出国培训为何效果不佳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出国交流、培训的机会越来越多。老师们走出国门，丰富了经历，开阔了眼界，给课堂带来不少新的气息，但“水土不服”现象也时有出现。
在一些地区，出国交流机会演变为学校行政人员的“福利”，效果自然难以直达课堂；一些学校出国交流只局限于英语教师，对课堂教学整体促进不明显；不少交流因准备不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由于缺乏相应机制，很多交流成果无法在具体教学中得以体现……这些都有待组织者认真反思和改进。
陈智勇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国内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出国培训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教育部去年提出要在未来5年送1万名中小学教师，未来3年送1万名中小学校长出国培训。各省市也有自己的出国培训项目，如湖北省教育厅从2007年起，每年选派一批优秀教师赴英国学习，截至2011年，已有165人参加培训。此外，学校层面还有各种学生、教师的校际交流项目。
这些出国培训、交流对提高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素质，开阔他们的国际视野，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关注。
交流成“秘密外交”
前些年，国家对英语教师出国培训加大力度，名额大多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到学校，然后由学校择优选派。学校选派容易出现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造成学校领导以及教师间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矛盾。鉴于此，有的学校只好不公开培训名单，由学校领导与英语教研组秘密操作，有时人走了之后大家才知道，或者推脱是上级确定的。以这样的方式出国培训、进修者，回来后一般都刻意低调，不会在教师大会或教研组会上“交流”，而其他老师也不太愿意主动去了解他们的“最新交流成果”。
现在不少学校与国外学校结成姊妹校，每年都会有互访活动，但大多也是学校行政和英语教师参与交流。笔者原任教的学校就与美国、澳大利亚各一所学校有校际交流关系，双方的领导、教师及学生会利用寒暑假对等交流。在学校领导交流层面，校长去了副校长去，副校长去了主任去，还没等交流完一轮，老的领导或提拔或调任，新的领导来了，又开始新一轮交流。这些交流一般与一线教师无关，属于校级领导的“特权”，因此大多是低调行事，通常是在暑假或在秋季开学的某一天，老师们才会通过内部的“小道消息”知道某位或几位领导到国外姊妹学校“秘密交流”去了。领导们回来之后也很“自觉”，在学校大小会议上几乎不会主动提及出访之事，更很少直接与老师们交流学到了什么。
这样的交流有什么作用呢？即便有正面效应，也在领导和参加培训交流的教师个人那里，并不会对学校、教研组产生明显影响。相反，学校教职员工对这种“秘密交流”产生的心理上的抵触情绪，对学校领导力、教研组凝聚力以及教学改革的负面效应往往更大。
培训如“鸡同鸭讲”
这些年，有组织的出国培训不断增加，它们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中组织，集团开进”，大家在一所学校培训，住、吃在一起。一群人虽然身在外国，但其实大多还是中国老师自己在交流。效果如何，很难确认。
我曾在美国纽约一所教育学院偶遇一个中国中小学校长培训班。该班一行25人，有12位中小学校长，其他的都是局长或其他什么长的。这个培训班还是挺真格的，周一至周五听六个报告，参观三所学校，最后还有一个总结会。然而，这次培训的效果却不好，有校长在总结会上公开说：“早知道如此培训，就不来了。”这样一个“真心”学习的培训活动，为什么校长感觉没啥收获，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不妨来近距离看几个培训场景，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场景一：培训活动中，美方教授提供了一个中美小学数学教师的质量比较研究，其中显示，美国有博士学位的小学教师在做小学数学题时，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哪怕是只有大专学历的小学数学老师。美方教授的结论是中国小学数学教学除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不如美国外，其他都比美国好。在大家追问中国老师能从美国老师那里学点什么时，教授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什么可学的，如果实在要学，一可以学点美国教师让学生做课题，二是美国大学培养教师的课程紧凑，很具实践性。但具体怎么学，他却说不出所以然。
场景二：课程和教学系的教授让大家回忆一下自己早期的学校经历，用5分钟把它写出来。但参与培训的中国校长们都呆呆地望着她。教授不解地问：“是我的问题不清楚吗？大家需要例子吗？”于是她说她上小学时，在操场上做“拉手”游戏，她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上，原因是她长得太矮，拉手时人家都要弯腰，而她却要踮脚，这件事给她印象特别深。她讲完后，看见大家还不动，就建议校长们相邻的两个人互相交流，教室里这才热闹起来。集中交流时，教授问大家，谁回忆的是高兴的事？有两三个人举手；谁回忆的是不高兴的事？又只有两三个人举手。教授很奇怪，其他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教授的意图是，通过这样一个小游戏让培训者明白，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需要教师把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带出来，不仅要有意识，还要不断反思，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对于中国的校长、局长们来说，到美国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学校经历，是不是太小儿科了，有人认为美国教授把他们“小看”或“看小”了。
场景三：关于学校领导力的报告应该是校长和局长们感兴趣的，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位中国校长问美国校长最关心什么，教授想了想说，一是校长现在被要求对学生成绩负责，一是安全问题。教授说她当小学校长时，有一些家长拦校车或随意进校接孩子，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她召集家长、保卫、教师及学生代表开会，提出三条大家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并经过讨论，建立制度，然后照章执行。中国校长们对此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有位校长说：“这事，我一句话，简直小事一桩。”弄得教授都不知道如何继续授课了。
这样一个组织到位的培训为什么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呢？其实，问题就在于培训项目设置的目标和相应的学习内容错位，美国教授讲的并不是中国校长感兴趣的话题，而中国校长需要了解的，美国教授又答不上来。出国交流培训如何做到更有实效，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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