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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主义与治国方略（7）
其五，刑、赏得当，既反对宽刑重赏，也反对重刑暴政：
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至赏则匮，至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
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
司法原则有四：
其一，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性：
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其二，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令则行，禁则止。
故执政者行政时，要：
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包括君主在内，都必须依法行赏罚，反对“释法而行私”。
其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为了保证“令行禁止”，管子对执法者执法不力提出五种严惩措施：
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
其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要带头执行和遵守法律：
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是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另外，管子在阐述法与德、刑与礼关系上，其见解远远胜过其他诸子。管子主张“法治”，但并不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管子认为，“仁义礼乐”必须“皆出于法”，而且只有在“法治”的前提下，道德教化才能起作用。
管子更为杰出的地方，在于他强调，法治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人守法，以至于最后法律都没有用了，即“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
治国方略之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管子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并着力实施以法治国的方略；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制和道德教化，这就形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局面。
管子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其道德教化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礼、义、廉、耻、孝、悌、慈、惠、仁、信等诸多当时流行的道德规范，其中，管子又抓住重点，把“礼、义、廉、耻”四项作为重中之重。《管子》第一篇《牧民》中，提出了著名的“四维”：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维”就是柱子，“绝”就是断。这些话的意思是：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命运的四条纲纪，一项搞不好，都可能让政权倾覆，国家危亡。
但管子对礼、义的解释，与儒家有所不同，他说得很具体、很适用，是人们可以操守的法律之外的道德规范。关于什么是礼，《管子》的解释是关于“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等“八经”的秩序：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如此一来，则君主公正，臣子忠信，父母慈惠，子女孝悌，人人安分，天下平安。
关于什么是义，《管子》的解释是关于为人做事七个方面（“七体”）的道德准则：
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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