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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主义与治国方略（8）
即亲人之间，要讲孝、悌、慈、惠；臣对君要恭、敬、忠、信；与人交往要合乎礼节；在社会上的行为要遵纪守法；生活上要节俭，有储蓄以防饥荒；为人要敦厚纯朴，以避灾祸；乡里要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以防盗贼和敌寇。
在加强国民道德修养方面，管子倡导八项公德，即自我教育八原则：一是反倦怠；二是忌伐矜；三是重反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四是守中正，不偏激；五是虚一静，不骄不躁；六是慎发言，不胡言乱语；七是重小节，防微杜渐；八是防未然。
管子还针对士、农、工、商“四民”，分别提出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如：为官者，要倡导正直而鄙弃谄谀；为军者，要崇尚勇武而鄙视争利；老百姓，要勤于农耕而不好吃懒做。
管子尤其注重青少年教育，《管子》中专门有一篇《弟子职》，对青少年如何尊师、如何受业（学习）以及言谈、交游的礼节和日常起居的注意事项等，都做了相关规定。
治国方略之八：大国外交
作为国家主义的管子，在对外关系上，提倡的是一种“大国外交”方略，这种方略的特点，与今天的美国外交战略极其相似，即：国家利益第一，充当“世界警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政治、经济、间谍、军事手段并举。
所谓政治手段，就是对国家称霸的野心、对国家利益的需求，进行华丽的包装，高举漂亮的旗帜、高喊漂亮的口号。
管子高举的大旗，就是“尊王攘夷”。在这个旗帜下，齐国俨然成为“世界和平警察”，一切外交、军事行动，都是在周天子的旗号下进行的。齐国利用、控制周天子，就如同今天美国利用、控制联合国安理会一样。所以，齐国一出兵，总是号称“兴仁义之师”。
管子对外的经济活动，其内在目的，无疑是为齐国谋利益，但是，他们却高喊“与天下同利”的口号。齐国的对外贸易，经常采用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战略，看上去，这种对外贸易，是在支持经济落后的国家，而实质上，却在为齐国获取稀缺资源、开拓“国际”市场，最终垄断“国际”市场。
《管子》的《轻重篇》里，就描写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货币战争”：
齐鲁之间有个衡山国，器械制造业十分发达，齐桓公想控制这种技术，但又不敢动用武力，因为一者衡山国武器厉害，发动战争未必能讨到便宜；二者，齐国也怕其他国家出兵干涉。于是，就问计于管仲。管仲就谋划出一场“货币战争”。他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器械，不到十个月，就引得燕、代二国也去高价收购。三个月后，秦、赵也来收购。衡山国君乐坏了，对他的首相说：“天下都在争购我们的器械，让商人们把价格涨十倍吧！”这样一来，衡山所有国民都去从事器械生产了。管子这时却派人去赵地大量收购粮食。赵地的粮价本来是一石十五钱，齐国的收购价却是一石五十钱。结果，天下人都把粮食运到齐国。齐国在收购器械十七个月、收购粮食五个月后，突然断绝与衡山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其他国家一看，也撤走了在衡山国的商人。这时，衡山国的器械也卖光了、粮食也不能自给了，想进口粮食，但因为粮价涨了三倍多，也买不起了。这时，鲁国就趁机占领了衡山南方，齐国则占领了衡山北方。衡山国连抗战的兵器都没有了，无奈之下，只得归顺了齐国。
在这场货币战争中，齐国不仅完全获得了器械制造的核心技术，还扩大了国土、控制了天下粮价。
管子不仅在军事上援助受夷狄入侵的国家，还在经济上援助贫穷的国家，即所谓“布德诸侯”，以达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的目的。
管子将政治、经济、军事三结合，运用到一种极致：既强调道义又主张运用阴谋诡计。齐国曾将数以百计的外交人员派往有关国家，通过贿赂、收买等手段把别国搞乱。
以上两点，就是所谓的“厚币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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